學長學姊－作為一個地球公民 環境研究員黃瑋隆

「環保團體是希望人類朝向永續的方向前進的社會團體，處理結構性問題或是法治問題，像是工業發展的影響，與環境永續問題。」在地球公民基金會擔任研究員的黃瑋隆說道。甫從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畢業的黃瑋隆，第一份工作就是擔任研究員，主要業務為山林水土研究。
黃瑋隆在研究所期間就開始接觸環保團體。從協助擔任志工進行倡議到參與環境議題的社會運動，從全國到在地的社會行動，黃瑋隆幾乎無役不與。但實際踏入職場後，黃瑋隆說：「過去對環保團體的想像就是衝場抗議，進來之後發現認知跟我想像差很多，我們實際上做更多的是在法律研究。」甚至是需要搭起在地居民、開發事業單位以及政府之間的對話平台。抗議，只是工作的一部分而已。

◎「拚經濟」的背叛與剝奪回憶

「我也是玩模擬城市長大的，路開過去就開過去，核電廠蓋了就蓋下去。」黃瑋隆笑著說，他後來才發現現實生活不如冷冰冰的模擬城市，可以無止境地開發，追求財富累積與經濟成長。現實生活中，是每一個有血有淚的人、真真切切要面對的生活處境。
黃瑋隆回憶，小時候會跟父親到高雄林園的海邊游泳。長大之後，卻發現沙灘被煙囪取代，海水不再澄澈，林園的樣貌也與小時候的記憶越來越遠。對黃瑋隆而言，這是一個確切的生活感受，他質疑地說：「是不是生命的某些回憶被剝奪了？」因此，他很想找回跟父親一起游泳的海邊。
又因母親罹患癌症，讓黃瑋隆對經濟發展產生質疑。黃瑋隆感受到被過去課本裡的知識背叛，「過去課本總是告訴我們、鼓吹我們要建設工業區帶來的經濟發展，經濟發展帶來的利益可以全民共享，所以大家都要賺錢拚經濟。」他苦笑。
從切身的生命經驗中，體悟到課本知識背叛了他，剝奪了他的回憶，讓黃瑋隆反思：「我以後不要賺大錢，但是我要為我的小孩留下一個永續、乾淨的台灣。」這些感受與經驗，讓黃瑋隆選擇鑽研「環境社會學」。

◎第一次勝利－屏東龍泉聖州案

開始研究員的工作後，黃瑋隆接手的第一個案子是「屏東龍泉聖州案」。聖州企業是一家世界第三大的汽車腳踏墊製造商。企業希望可以在屏東龍泉的農地上蓋工廠，因此與在地的農民產生衝突。
如果在一般的開發模式中，類似的農地變更案是很難以抵擋的。不過龍泉聖州案，有其特殊的條件。龍泉當地的鳳梨及其他熱帶水果產值很高，農民種植鳳梨一個月可以收穫60,000元到100,000元不等，甚至鳳梨工採收一天收益也可有3,600元的酬勞。因此，龍泉的居民其實不需要靠工業，就可以養活自己。
根據黃瑋隆的研究，屏東其實有135公頃的工業區，目前還有很多空間可以使用。黃瑋隆認為，聖州不選擇進入工業區，是想要透過土地變更取得便宜的農地，降低成本。在這背後，還有更大的結構性問題。黃瑋隆分析道：「工業區土地被當成期貨在炒作，價格一坪70,000元；而變更農地，農地一坪取得成本只要2,000元。」如果變更成功，企業就可以不受工業區的環境管制。
作為環保團體的研究員，黃瑋隆提到他在此案件中的參與過程：「我們是在做民眾跟開發單位還有政府之間的橋樑。」所以他需要自行消化生硬的法律條文，轉譯給在地居民。從農業發展條例、產業創新條例、乃至各項施行細則，黃瑋隆都需要細細精讀，「事實上，法律允許這個變更，這就是事實。我們在做的就是搭橋梁，讓民眾以他們能懂的方式理解這個狀況。」
最後，黃瑋隆從居民的在地生活經驗出發，提出龍泉易淹水的地理特色，並不利工廠營運的論述。因為過去沒有觀測的科學紀錄，所以替聖州尋找土地的顧問公司，並沒有跟企業單位告知這裡的地理條件。這個論點成功說服委員，阻止了聖州企業的開發案。對於這個成功，黃瑋隆謙遜地說：「我們沒有做很多，就是促成大家相互理解。」

◎專家霸權與社會不信任

「我後來才發現，是整個民間社會的相互不信任，這是因為專家霸權。」黃瑋隆在龍泉聖州案事後回想道，「專家霸權就是專家最大，不懂的民眾不能出聲，以尊重專業知名。」然而，黃瑋隆認為專家霸權並非一個理想的溝通與互動的狀態，「我們希望的理想狀態是可以互相溝通的，社會是可對話的。有專業可以跟沒有專業的溝通，再決定作的事物。專業不是霸道，是互相尊重。」
儘管龍泉聖州案看似是成功的案例，但是在過程中，卻讓黃瑋隆深刻地看到地方居民對於政府的不信任感。黃瑋隆說：「要過這（龍泉聖州）案子是可以的，因為汙染量小、號稱零排放，要通過其實是可以的。但我們觀察到縣府受到民間的壓力，才終止這個案子。這個過程，民眾懷疑黑箱，被質疑是不是縣府跟廠商套招。」
據黃瑋隆跟在地自救會的發現，這整個過程中，地方民代都沒有出來發聲。自救會更質疑在去年選舉時，是否是因為開發單位找過村里代表吃過一次飯，使得地方代表在這次案子中選擇噤聲。正是這樣的政商關係，讓民眾產生對民代、企業以及縣府的不信任感。
民眾帶著不信任感來到專家審議的都市計畫場合上，黃瑋隆分析到：「不信任感很容易被號稱公正、專業的專家霸權撕裂。因為專家也只專精在一個領域裡，很難顧及整體的『環境』。當他們以自己的專業，沒有協調在地知識，很容易作出判決又撕裂民間的信任。」黃瑋隆認為，沒有專業技術與知識可以論述的人民，很難在這樣的場合裡發聲，「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。人民的聲音就被束縛住。」

◎環境問題就是政治問題

從上述「屏東龍泉聖州案」中可以看到，環境問題不能僅只是單純地考量到經濟的問題，更多時候是涉及到地方的政治生態，甚至還有政府體制的問題。除了龍泉聖州案之外，黃瑋隆分析，當前台灣的體制中，並沒有太多的空間給予人民機會參與。例如土地變更、水土保持，或是其他案例中，政府或是開發單位往往仗著「專家霸權」，進而掌控地方發展。
當前的體制，幾乎只剩下環評還有保障民眾提出異議的空間。換言之，台灣當前的體制仍然是一個向專家霸權傾斜，透過專業知識與科技技術決定的狀態。甚至，環評通過的比例很高，幾乎九成以上。黃瑋隆因而認為：「很多問題都得回歸到政治。」
黃瑋隆提到，環保團體不只是聲援在地自救會，還有環境倡議，有時也得進到立法院裡進行遊說。例如在立法院裡與環保最相關的環境衛生委員會裡，環保團體其實不分藍綠，只要有機會就會去接觸委員，「像是民進黨的林淑芬以及國民黨的蔣萬安等委員們，去提出環保團體的法案版本給委員參考。」
黃瑋隆也提及：「做這行很容易進入到這體制。」他認為，如果沒有進到體制內彌補這些體制的缺失，則這些體制就可能成為一個加害的體制，迫害人民的體制。換言之，環保團體雖然作為一個民間團體，但是仍然希望有一個可以替環境發生的政治代言人，「雖然我們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，我們希望政治領域中有個真正能夠為人民以及環境著想的人。」。

◎成為地球公民－認識植物到熟知法律

「我記得我第一天來工作的時候，執行長跟我說：『瑋隆你來，給你一個功課，你這個月認識100種植物就好』。」黃瑋隆笑著回憶道。這或許會讓人很訝異。這第一個月的工作，竟然跟我們小時候看著各種動植物圖卡一樣。不過，正因為如此，讓黃瑋隆對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植物，展開一趟重新認識生活環境的趣味旅程，無論是路邊的行道樹或是食用的蔬果。
黃瑋隆認為，執行長出的這份功課並非沒有道理。他轉述了執行長背後的考量，是認為我們對環境的陌生，才會容易對環境的開發無感，而輕易地把環境交給政府決定，但政府與開發單位，卻總是採取剝削環境的方式開發。所以對環境的認識，進而感受環境，是萌發環境意識的第一步。
此外，除了認識自然生態，作為環保團體也需要熟悉法律。研究員的工作，讓黃瑋隆的知識地圖從社會學的領域擴展到伸到生物學，甚至到法律。除了親自處理案子中學習，黃瑋隆認為在前輩的帶領下，也有助於他慢慢認識法律，「前輩一看就知道法的問題在哪裡，如：產創條例中土地可以恣意徵收。或是內政部營建署，是走都市計畫的體系。」。對黃瑋隆而言，這些專業知識就好比子彈，他說：「要學習準備子彈。」，才能在未來動用不同的知識，進行有效打擊。

◎持續作戰，守護未來

儘管黃瑋隆初出茅廬就獲得勝利，但是放眼未來，他認為仍然很險峻，「我接下來要接手處理茄萣濕地的案子，可能要跟高雄市政府槓上。都委會、環評會、議員都是執政黨的人馬，你要怎麼跟他們玩？馬頭山、國道七號，通通都是。民進黨現在一黨獨大，要怎麼幹就怎麼幹。」
黃瑋隆說，要面對未來，仍然需要很多夥伴以及社會力量作為後援。目前地球公民基金會在全台灣有15個專職跟兼職的工作人員，分布在台北、高雄、花蓮三個地區。基金會其背後的金錢來源，則是倚靠全台各地的關心環境議題的民眾捐款。
黃瑋隆表示，一個現實的課題是：「整個社會沒有給環保團體良善的支持。大家都願意把錢捐給宗教組織，獲得心靈上的解放，但卻不願意把錢捐給願意改善社會改善環境的團體。」因此，黃瑋隆也期待民眾可以看見環保團體的努力，並捐款支持。
此外，為了要處理的卻是遍地開發的環境爭議，每個工作人都需要負擔非常多的工作量。所以基金會在工作上，採取時數一比一加班補修的方式，給予同仁友善的工作環境。
除了上述的夥伴與社會支持之外，在個人的特質上，黃瑋隆提出兩個重點，分別是要學會「溝通」以及「樂觀看待」。首先，在「溝通」上，黃瑋隆說：「我們其實在作的就是一個團隊的工作，所以要一直溝通，如：自救會扮演什麼腳色，自己要扮演什麼角色。」
而前輩如何進行溝通，是黃瑋隆學習的典範。他說：「我看到很多厲害的前輩會去討價還價，讓事情安全的處理完。這要會看臉色、察言觀色，知道甚麼時候要出手，作出政治判斷。」
其次，談到要「樂觀看待」的理由，黃瑋隆笑著說：「要樂觀一點，太悲觀這行會作不久。要容易從小是中找到成就感，不要太完美，不然會很痛苦。」
從黃瑋隆的經驗中，可以看見要守護一片美麗的山林，留下乾淨的水土，這背後是需要經過很多考量與付出的。在個人層次上作為一個環保團體工作者，需要調整自我心態，重新學習生態與法律。在社會層次上，則需要倚靠夥伴以及社會的支持與奧援。

【KTP U-News記者/中山大學 楊家華 報導】